面對這進退兩難的境地，弗洛姆提出，人們活動的動機在于逃避他們的永遠發展著的自由而回到一種更為安全的生存中。他說：″人，他所獲得的自由愈多(從半是野獸、半是人的原始狀態中脫離出來的意義上的自由)，他愈加‘個人化’，他就愈別無選擇，或者通過自發性的愛和創造性的工作來使自己與世界聯結起來，或者通過那些會破壞他的自由噴射器和他個人自身的完整性與世界的聯結方式來尋求某種安全。″這就是逃避自由的兩種方式。弗洛姆認為后一種方式會導致一種極權主義的體制，這個體制把一套極其嚴格的原則從外部強加于社會，包括極權、專制、獨裁、個人崇拜等等，以便造成一種奴役和束縛的狀態。
　　在弗洛姆看來，由于不少人想得到他們能信服的肯定的東西，便往往躲避到這種或那種極權主義體制中。例如納粹主義之所以能吸引住人們，這是因為它能使人們從一種無法忍受的自由中逃脫出來，而回到一種安全的依從狀態。他認為這種體制不是解決人的孤立問題的有效方法，因為一個不能使個體實現其許多靜態混合器潛力的社會，一定會產生對這個社會本身的敵視。